大雾锁城

　　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,今年以来,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,安徽、湖南、湖北、浙江、江苏等13地均创下“历史纪录”。

　　发端于12月初的这场雾霾天气,在江苏、安徽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等地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灰色的大罩,像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。气象专家称,这是中国今年入冬以来范围最大的中度到重度霾天气过程。

　　“十多年前在甘肃兰州,冬季污染严重,气得我跑来浙江杭州。但没想到杭州连遭雾霾,兰州居然持续优良,我们‘点子’太准了!”居住在杭州的张小鹏话语戏谑却充满了无奈。

　　他告诉《法制日报》记者,杭州雾霾的那几天里,开车根本看不清红绿灯,连闯了两次红灯。“后来一想,雾太大,探头可能也照不清车牌,也就释然了。”

　　自2011年年底,PM2.5污染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热点。

　　2013年1月,这一讨论被推向极致。这个月,北京的雾霾天气达到26天,也就是说,只有5天人们可以放心地呼吸。在这个月的7天内,北京儿童医院平均每天接待了3000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。

　　根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数据显示,自1月12日以来,北京市西直门北、南三环、奥体中心等监测点PM2.5实时浓度突破900微克/立方米,西直门北交通污染监测点最高达993微克/立方米。

　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王跃思称,PM2.5每立方米超过了900微克/立方米,这是中国有PM2.5监测数据以来最高的一次。

　　1月13日,北京发布了有气象预警制度以来的首个霾橙色预警信号。

　　此后,空气净化器和PM2.5口罩开始热销,淘宝网一些商家坐地涨价,并且,PM2.5口罩一度脱销。某品牌PM2.5口罩每日的销售额从平常的10万元增长到40万元,在其总共售出的300万个口罩中,每10个中就有3个发往北京。

　　1月的北京,这场雾霾天气除了让商家受益外,无人获益。

　　走还是留

　　刘元一家三口在今年的国庆长假里,从北京逃到了海南。

　　“在北京我们一家三口都咳嗽,到了三亚我们都不咳了。我这两天在考虑要不要离开北京。”刘元告诉记者。

　　2013年10月4日起,华北、黄淮等地出现雾霾天气,京津冀持续出现重度雾霾,空气污染严重。在北京,上一轮的雾霾天气始于9月28日,结束于10月1日的降雨。

　　相对于刘元,逃不掉的人开始购买各种大小型空气净化器,放置在家中、车里。

　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利红长期研究雾霾天气,她告诉《法制日报》记者,形成雾霾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:

　　一是能源结构问题,燃煤释放的粉尘、二氧化硫等。当然,不同地区能源结构略有不同；

　　二是重工业、化工业排放,如石化、炼油、冶金、采矿等企业；

　　三是交通污染,即机动车尾气污染；

　　四是生活污染,即油烟。此外还有工地扬尘等。

　　“这四方面对雾霾贡献的比例有多大,至今没有一项研究能够讲清楚,这需要依赖环境科学做更进一步研究。同时,不同季节排放的比例也都有所不同。”高利红说。

　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则表示,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问题,包括北京的雾霾,都是产业结构区域性的问题导致的,所以区域经济政策的确立是源头。但是现在我们的环评受制于建设项目的审批,先要看项目做不做,才决定要不要做环评。

　　如何治理

　　找到了雾霾形成的原因,之后就是法律如何应对的问题。

　　高利红认为,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可谓困难重重。而且,能源是整个国家经济的血液,渗透到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,不仅生产需要,平时的用电、取暖等都离不开能源。这意味着,新增的能源消耗依靠发展清洁能源补充往往不够。因为清洁能源的增长不仅缓慢而且是有局限性的。

　　产业结构调整的话题,在中国已经讨论20多年了。“产业排放是污染的一大源头,这个源头的制造者是大企业、支柱企业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,加之个别地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很强,所以这么多年来该控制的产业一直控制不下来。”高利红说。

　　交通污染,它的治理涉及到油品升级、车辆性能升级、交通状况改良等。高利红以油品举例说,姑且不论企业自愿承担的环保责任,确保油品品质本身就是企业基本的法律责任。

　　“治理雾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,时间跨度可能需要二三十年,才有可能实现空气基本好转。因为经济体都有惯性,仅刹住惯性就需要一段时间,现在,能控制住不要新增污染就已经很难了。”高利红说。

　　有鉴于此,法律机制必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。宏观机制方面,建立综合决策,将发改、经贸、环保等决策协调起来,对战略发展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,不利于环保的发展规划坚决不能实施,不利于环保的项目坚决不能批准,强化地方政府的考核,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,甚至在一些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一票否决,彻底扭转政府的政绩观和发展观；微观方面,在完善现有环境保护立法的同时,强化执法监督,坚决将环境保护法执行下去。